“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刺秦，家喻户晓。易水悲歌，至今缅怀。慷慨赴难，无疑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之举。可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荆轲之举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似乎加速了他本要报效的燕国的灭亡。“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苏洵《六国论》）

那么刺秦究竟是功是过，舍身凛然刺强秦到底有没有意义？荆轲刺秦之义举是感性冲动还是理性使然，荆轲是民族英雄还是殃国祸害？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战国末期，地偏西隅的秦国，经秦孝公变法，几代君王的努力，幅员辽阔，国富兵强，天下莫与争锋。至秦赢政即位，大势已成，兼并攻伐，势如破竹。韩、魏、楚、赵四国先后灭亡。“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史记·刺客列传》）唇亡齿寒，大军压境，国小兵少的燕国，顿觉惶恐不安。“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战国策·燕策》）于是身为燕王室太子的丹，方才与荆轲相谋，行刺秦之计。

太子丹和荆轲的计划可以说是很详尽周密的。“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资治通鉴·秦始皇帝十九年》）而且秦王强势天下，人人惶恐，如果有人投降卖乖是再正常不过了。秦王志骄意满，正是得意忘形之际。何况荆轲投诚之信物又是秦王死敌樊於期首级和富饶督亢之地，刺杀是很可能成功的。

但是他们的计划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毫无长远的的打算。之前，太子丹的太傅鞠武就曾劝导太子，“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资治通鉴》，可太子丹以为不可。其实即便不能和秦国分庭抗礼，也可以像赵国那样，坚守不战，先拖垮秦军，然后出击。廉颇、李牧都用这种战术有效地将秦军拒之门外，甚至大获全胜。同时，可以尝试再派辩士，以唇亡齿寒之厉害关系，晓之齐王，齐王再糊涂也肯定恐惧孤掌难鸣之势的。太子丹不是善养门客贤人吗？这时候就都用上啊！燕国不是有钱有地去贿赂秦臣秦君吗？为什么不贿赂齐国呢？如果联合齐国，让齐国配合出兵秦国，就很可能像后来的孙刘抗曹一样，三分天下。可太子丹在比刘备、孙权有利的条件之下，却没能这样做。他只是选择了隐隐藏藏的刺杀，而且还不成功。真是不得不让人悲哀啊！

太子丹有没有想过刺杀秦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秦国停止发展，害怕燕国么？显然不行。是想“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史记·刺客列传》）吗？幼稚可笑！秦国几代君王，有哪一个真正履行过诺言。就算劫持了秦王，秦国会傻乎乎地为了一个人而听人摆布吗？就算燕国能有效控制当时的秦王嬴政，谁能保证秦国不会像当年的赵国一样，万一君王性命为人所劫持，就新立秦王，以绝挟持之心呢。所以太子丹的计划不会成功，荆轲的死也是白死。

这些太子丹他们都不曾想过。太子丹没有真正考虑过如何使自己国家强大，如何面对强大的秦国，他想的只是如何报复自己在秦国遭受的屈辱。“燕太子丹质于秦”（《战国策·燕策》）“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史记·刺客列传》）那么太子的失败也就不奇怪了。

太子固然是失算了，那对于侠士荆轲呢？他究竟该不该，值不值得去捐躯赴国难呢？

首先荆轲是一名侠义之士。他有高尚的情操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这点上他远胜与太子丹。他有精密的谋略与考虑，懂得在感情与理性之间取舍，比如在樊於期这件事上，荆轲就果断得多。另外，去秦国的路，进见秦王，都是荆轲打点的，而太子丹只不过是把祖辈父辈的财物土地拿给荆轲用罢了。至于荆轲的胆识、勇武，不用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荆轲唯一的弊病，是和太子丹一样地目光短浅。没想清楚，没看明白，怎样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对于荆轲舍生取义的行为，有人说这是他为国捐躯，实现生命的意义，为知己者死，体现生命的价值，该去；也有人说荆轲刺秦非徒无益，既让自己白白送死，而让燕国丧失了多活几年的时间，不该去。其实，从个人的价值观来看，荆轲以道义为先，以死报国报主，是完全可以的。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他这是感性，而我认为荆轲那样的义无返顾，在他自己看来，是再理性不过了。他的慷慨悲歌壮烈情怀是的的确确值得我们歌颂赞扬的。

至于说荆轲的行为给燕国带来灾难，我感觉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感觉。我认为，这首先是执政者的错误，他不过是太子丹的一颗棋子，一名勇士罢了。再者当时秦军已经兵临城下，“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战国策·燕策》），无论荆轲去否，大势已趋秦，燕国无兵无援，执政者又无远略，弱小的燕国已是在劫难逃。这种荆轲的刺杀行动加速燕的灭亡的说法就跟杀了秦王会阻止燕的灭亡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肯定荆轲抗秦的勇气、节义和牺牲精神是一回事，检讨燕太子丹的决策得失是另一回事。对象不同，事情也是两码。

在我个人看来，荆轲的死是很悲苦的。看看同是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的其他刺客吧。如专褚、聂正，他们同样是报知遇之恩，专褚是帮助政变，换换吴国的主子。聂正是为人报私仇，无伤大雅。而荆轲的行刺是背负着一个国家的存亡命运（据后来看，其实不至于，跟荆轲无关）。而且若说荆轲是报国，他只不过是一个流离到燕的卫国人，燕国的存亡跟他扯不上什么关系。若是报答太子丹对他的恩情，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对味。太子丹素养门客，只是荆轲能干，所得待遇高，太子丹的投诚多是出于政治目的要利用荆轲。并且荆轲是慷慨激昂的燕、赵悲歌之士，与优柔寡断，凭私怨行事的太子丹并非同一类人。从荆轲不理会太子丹，私见樊於期；从太子丹怀疑荆轲致使荆轲大怒而行；从荆轲和高渐离而歌却头也不回地离开太子丹，我们不难发现，荆轲与太子丹的关系似乎并没有惺惺相惜的恩情，相反却有些不融洽。这样看来，荆轲是不值得为燕国，为太子丹而赴汤蹈火的。但是他却去了，报的只是太子丹所给予他的恩惠。因此，我对荆轲的捐躯义举除了欣赏佩服，主要是对他的惋惜与同情。

荆轲不是英雄主义的亡魂，却有理想主义的悲哀。我们今天回味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从中不仅要濡染一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勇气和正义，而且要从中反思，身为仁人义士，除了满腔热血的义烈情怀，还要看得高深，行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