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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刺秦，家喻户晓。易水悲歌，至今缅怀。慷慨赴难，无疑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之举。可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荆轲之举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似乎加速了他本要报效的燕国的灭亡。“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苏洵《六国论》）

那么刺秦究竟是功是过，舍身凛然刺强秦到底有没有意义？荆轲刺秦之义举是感性冲动还是理性使然，荆轲是民族英雄还是殃国祸害？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战国末期，地偏西隅的秦国，经秦孝公变法，几代君王的努力，幅员辽阔，国富兵强，天下莫与争锋。至秦赢政即位，大势已成，兼并攻伐，势如破竹。韩、魏、楚、赵四国先后灭亡。“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史记·刺客列传》）唇亡齿寒，大军压境，国小兵少的燕国，顿觉惶恐不安。“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战国策·燕策》）于是身为燕王室太子的丹，方才与荆轲相谋，行刺秦之计。

太子丹和荆轲的计划可以说是很详尽周密的。“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资治通鉴·秦始皇帝十九年》）而且秦王强势天下，人人惶恐，如果有人投降卖乖是再正常不过了。秦王志骄意满，正是得意忘形之际。何况荆轲投诚之信物又是秦王死敌樊於期首级和富饶督亢之地，刺杀是很可能成功的。

但是他们的计划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毫无长远的的打算。之前，太子丹的太傅鞠武就曾劝导太子，“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资治通鉴》，可太子丹以为不可。其实即便不能和秦国分庭抗礼，也可以像赵国那样，坚守不战，先拖垮秦军，然后出击。廉颇、李牧都用这种战术有效地将秦军拒之门外，甚至大获全胜。同时，可以尝试再派辩士，以唇亡齿寒之厉害关系，晓之齐王，齐王再糊涂也肯定恐惧孤掌难鸣之势的。太子丹不是善养门客贤人吗？这时候就都用上啊！燕国不是有钱有地去贿赂秦臣秦君吗？为什么不贿赂齐国呢？如果联合齐国，让齐国配合出兵秦国，就很可能像后来的孙刘抗曹一样，三分天下。可太子丹在比刘备、孙权有利的条件之下，却没能这样做。他只是选择了隐隐藏藏的刺杀，而且还不成功。真是不得不让人悲哀啊！

太子丹有没有想过刺杀秦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秦国停止发展，害怕燕国么？显然不行。是想“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史记·刺客列传》）吗？幼稚可笑！秦国几代君王，有哪一个真正履行过诺言。就算劫持了秦王，秦国会傻乎乎地为了一个人而听人摆布吗？就算燕国能有效控制当时的秦王嬴政，谁能保证秦国不会像当年的赵国一样，万一君王性命为人所劫持，就新立秦王，以绝挟持之心呢。所以太子丹的计划不会成功，荆轲的死也是白死。

这些太子丹他们都不曾想过。太子丹没有真正考虑过如何使自己国家强大，如何面对强大的秦国，他想的只是如何报复自己在秦国遭受的屈辱。“燕太子丹质于秦”（《战国策·燕策》）“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史记·刺客列传》）那么太子的失败也就不奇怪了。

太子固然是失算了，那对于侠士荆轲呢？他究竟该不该，值不值得去捐躯赴国难呢？

首先荆轲是一名侠义之士。他有高尚的情操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这点上他远胜与太子丹。他有精密的谋略与考虑，懂得在感情与理性之间取舍，比如在樊於期这件事上，荆轲就果断得多。另外，去秦国的路，进见秦王，都是荆轲打点的，而太子丹只不过是把祖辈父辈的财物土地拿给荆轲用罢了。至于荆轲的胆识、勇武，不用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荆轲唯一的弊病，是和太子丹一样地目光短浅。没想清楚，没看明白，怎样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对于荆轲舍生取义的行为，有人说这是他为国捐躯，实现生命的意义，为知己者死，体现生命的价值，该去；也有人说荆轲刺秦非徒无益，既让自己白白送死，而让燕国丧失了多活几年的时间，不该去。其实，从个人的价值观来看，荆轲以道义为先，以死报国报主，是完全可以的。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他这是感性，而我认为荆轲那样的义无返顾，在他自己看来，是再理性不过了。他的慷慨悲歌壮烈情怀是的的确确值得我们歌颂赞扬的。

至于说荆轲的行为给燕国带来灾难，我感觉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感觉。我认为，这首先是执政者的错误，他不过是太子丹的一颗棋子，一名勇士罢了。再者当时秦军已经兵临城下，“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战国策·燕策》），无论荆轲去否，大势已趋秦，燕国无兵无援，执政者又无远略，弱小的燕国已是在劫难逃。这种荆轲的刺杀行动加速燕的灭亡的说法就跟杀了秦王会阻止燕的灭亡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肯定荆轲抗秦的勇气、节义和牺牲精神是一回事，检讨燕太子丹的决策得失是另一回事。对象不同，事情也是两码。

在我个人看来，荆轲的死是很悲苦的。看看同是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的其他刺客吧。如专褚、聂正，他们同样是报知遇之恩，专褚是帮助政变，换换吴国的主子。聂正是为人报私仇，无伤大雅。而荆轲的行刺是背负着一个国家的存亡命运（据后来看，其实不至于，跟荆轲无关）。而且若说荆轲是报国，他只不过是一个流离到燕的卫国人，燕国的存亡跟他扯不上什么关系。若是报答太子丹对他的恩情，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对味。太子丹素养门客，只是荆轲能干，所得待遇高，太子丹的投诚多是出于政治目的要利用荆轲。并且荆轲是慷慨激昂的燕、赵悲歌之士，与优柔寡断，凭私怨行事的太子丹并非同一类人。从荆轲不理会太子丹，私见樊於期；从太子丹怀疑荆轲致使荆轲大怒而行；从荆轲和高渐离而歌却头也不回地离开太子丹，我们不难发现，荆轲与太子丹的关系似乎并没有惺惺相惜的恩情，相反却有些不融洽。这样看来，荆轲是不值得为燕国，为太子丹而赴汤蹈火的。但是他却去了，报的只是太子丹所给予他的恩惠。因此，我对荆轲的捐躯义举除了欣赏佩服，主要是对他的惋惜与同情。

荆轲不是英雄主义的亡魂，却有理想主义的悲哀。我们今天回味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从中不仅要濡染一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勇气和正义，而且要从中反思，身为仁人义士，除了满腔热血的义烈情怀，还要看得高深，行得长远。 

余世维先生在研究道家和密宗时曾发现，有这样一派功夫是用来修身养息的。其中有介绍了“望云”“穿海”“抱树”。“望云”、“穿海”意思相近。前者为长久安静地望着云端，望向无限高远处，仿佛直到能望到苍穹宇宙。而后者为注视海水直到似乎能穿越海水而看到海底。“抱树”呢，就是找一棵年代长久的古树，长时间环抱着它，去感受它在滚滚时间长河中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

乍一听好象都是脑袋不太正常的人所做出的举动，其实这是人与自然心灵的交流，是换一种方式通过自然而引导我们燃生平日无暇拥有的思索。如若去做，委实会得到很多不同寻常的感受。

“望云”是当然望不透“云”的，只是会引领你进入一个异境，而有所想，有所感。我虽不曾悟出此举乃玄妙高深的“功夫”，也不曾有过令人侧目的亲身抱树的壮举。但偶时卧身阔地，望望青天的体验还是有过的。

在风景如画的九寨沟，或在学校碧幽的草坪，或是在每天骑着车上下学的路上。或许是一时兴起，或许是缓解压力。但不管在是什么状况下，每每此时，一个人在天空——望不尽的天空的笼罩下，总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微不足道。大千世界，历史长河，垠垠宇宙的无限环绕……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浑大。而我在这里犹如陆地上的一粒飞沙，海洋里的一珠水花，空气中的一缕青烟，是转瞬即逝的，是挥之即去的。

是否宇宙本身就是死的，只是有亿亿亿万万万分之一的机会才会在某个角落产生生命，产生思想呢？而且，任其自生自灭，无法让思想弥留伴随于宇宙呢？我产生这样的疑问，不觉却有些悲冥。

望着天，我想，人的活着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一生自己看着自己，一生自己演绎着自己，一生为自己思考着自己。每个人就如看一场自己演的电影，从头到尾。而看完就什么都没有了。哦，也许不，死了会有灵魂继续思考。会么？也许。唉，谁会知道呢？

如若我死了，当然，世界还会继续。但对于我来说，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都灭亡了,一切都离我而去了……真的是这样吗？我忽然十分怕死，害怕死了没有了思想，死了成为一具会不久成灰的尸骨，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尸骨。

也不知过了多久，回过神来，我还是在望着天，只是天的弘阔遥辽让我觉得自己微小得可怕。望着天，我的身躯仿佛已不在，这是种释放，没错，仿佛我的思想被释放，离开我的身躯，为天的空幻所无所适处，但又如有指引，飘向远方…… 

    三国期间，刘备集团战赤壁、夺荆州、下益州，遂与魏、吴成鼎立之势，实现了“隆中对”的大半计划。

然而在刘备占领益州后收拢的大批文臣武将中，却有一人为后世引来众多非议。他就是法正。

    法正原本是益州牧刘璋的臣下，却背着刘璋，暗中投靠了敌人刘备。就这样从古至今，很多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为之不齿。他们认为法正根本就是吃里爬外、买主求荣的小人。

    就连我喜欢的《细说三国》的作者黎东方先生都在书中义愤填膺地斥责法正，一反他论人客观的态度。法正真的是这样一位吃里爬外、卖主求荣值得世人如此漫骂唾弃的小人吗？我看不然。

    以下几点是我个人来看法正易主的主要原因：

一、主上昏庸无能

    法正所侍从的益州牧刘璋着实没有能力。《英雄记》曰：“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据《蜀书》记载，刘璋不但处理不好与张鲁的关系，搞的关系恶化，反目为仇，最终还打不过张鲁。在内部又有赵韪的反叛。据裴注，这一叛就有蜀郡、广汉、犍三地响应，可见刘璋在蜀地的威信有多差。而最终赵韪为部下所杀，才总算是平息了叛乱。

    其实在刘璋之前，刘璋的父亲刘焉倒是个有志之人，能领兵作战，做事果决心狠，也不乏进取之心。《蜀书》曰：“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微刑。”虽然结局并不理想，也算争取到了益州之地于自己管辖。

刘焉死后，刘璋顺水推舟领益州牧，在蜀地不得人心，又无所作为。曹操欲进兵张鲁，璋恐殃及自己，遂听从别驾张松的建议，引初立于荆州的刘备为援，两次派张松推荐的法正为使，出使刘备。其间虽有主簿黄权的提醒，广汉从事王累的“自倒县于州门以谏”，但璋“一无所纳”，于是“先主入境如归”。且不论张松的忠奸，时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已接近尾声，诸侯之间的兼并已是必然。刘璋为人主，不明时局，不辨真伪，一意孤行，乃至“引狼入室”。如此糊涂、暗弱之主，岂能长久托付？

二、不得重用

   “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蜀书》

    法正怀抱利器，本想为国出力。而刘璋无德无才，不会用人，置法正而不重用。不被重用，法正自然有失落之感、埋怨之情，投人易主，并不过激却是人之常情。

有人说即使是这样，法正不应该吃着刘璋的俸禄而出卖刘璋。谬也！谬在两点：一者，凡做事有头脑的人，心中都作长远之计，一步步计划周全，再行动不迟。比如现在有能力的职员要跳槽，当然先规划好之后的去向，联系好形式良好、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再写辞呈脱离旧处。哪有先写辞呈，弄得无依无靠，没头没尾地再去应聘，万一找不到合适的职位，岂不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再者说法正吃里爬外、买主求荣是没有根据的。唯一有所谓“卖”的倾向的是此处：

“……松遂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正衔命。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

                                                    ——《蜀书》

为大家所注意的大概是“阴献策”三字，就是在背地里卖主意。而事实上仔细通读一下内容，其中并没有涉及到如何进攻益州，如何搞垮刘璋等等实质性的内容，仅仅是表达了“你比刘璋帅，我和张松等你，益州好，能成大业，你来吧。”的意思。法正只是表达了他对刘备的好感，取得双方的好感，为日后的发展铺路。

法正只是在思想上投靠了刘备，直至刘备占领益州，他并无任何动作。法正有迎合之意，充其量只是背主，又哪里称得上是卖主，卖在哪里呢？

    再换个角度，当时汉朝虽败却未亡，而益州牧刘璋只是个地方官，法正离弃了一个无德无能的地方官，选择了一个有志向、有能力兴复国家的人，又有何错？

三、信仰与志向

大家看到法正反了，弃旧从新了，便认为这是不义。那么我想问，如果法正真的是心术不正的势力小人，他为何不直接投奔已拥有半壁江山的曹操，得来的职位相反会更稳当。而在投奔刘备之后，法正虽为重用，但还不是刘备集团分量最重的权臣，如果他喜好名利，争权夺位，他会尽力排挤他人，甚至再次把刘备卖给曹操、孙权。他有排挤吗？有出卖吗？

没有！相反地，法正尽其生平所能辅佐刘备，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进兵汉中即为法正所谋，这为之后的几次北伐打下良好基础。

“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裴注

冒死谏主，忠心可鉴！

言归正传，即便法正是抛弃了一个主子，那也完全是为了大局着想。凭法正的才干，投靠曹魏吃口饭享清福决不是什么难事。但他的志向决不仅限于拿俸禄，拜高官，他心存汉室，心向国家，于是选择了同样有志于兴复汉室的贤德之人刘备。难怪法正一死，刘备“为之流涕者累日”。诸葛亮也几次赞叹法正，赞其机敏，无人可比。法孝直者，可敬也。

综上几个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法正的背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倘若刘璋不是昏庸之主，法正即使不被重用，也会为有个明主而鞠躬尽瘁。亦或法正为刘璋所看中，而刘璋即便不成大器，法正也会心甘情愿为主效劳。

这不是胡乱臆断，综观法正一生，他恩怨分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这或许是他人格的缺陷，但正体现了他的血性方刚。

我个人认为应该给予法正一个公正的评价了。法正是一名巧忠之臣，他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为一家乃至个人去无谓地浪费才能，（可惜了张任、荀彧、田丰、沮授等良才不遇的人。）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地为己牟利，或为了个人的苟延残喘而朝秦暮楚。法正有自己的择主准则，也当然有自由明确自己的择主标准，这并不可耻，倒是很聪明的做法。

如说有人还强调法正不忠，张郃、贾诩、张辽、庞德、文聘等等降敌背主朝三暮四之人不是也要挂上不忠不义之名吗？那么蜀中一个个临阵倒戈的将领们，不是更该遭到世人鄙弃吗？春秋奇相管仲、唐贞观魏征不都是弃旧从新，却又万世流芳吗？法正又有何错！

退一万步讲，即便法正抛弃刘璋是不义之举，而他日后的尽心尽职就能为我们所忽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是学会用公正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吧。